总的来看，短纤是清代运河社会中的最底层，其劳动是异常辛苦的。白天，他们或面临“雨中泥没骭，河水浩无边”（孙枝蔚：《哀纤夫》）的环境，在湿滑的泥路上“欲进不得声嗸嗸，十百俯仰同桔槔”（胡敬：《漕船牵夫行》）地艰难跋涉，或陷入“当暑无笠盖，逢寒无袴襦”（《纤代赈》）的境地，经历高温和严寒的考验。到了晚上，短纤要么宿于岸边，饱受霜露之苦；要么通宵赶路，不得片刻休息。此外，“兵吏促行程，执朴相逐驱”（《纤代赈》）也是短纤常会遇到的情况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短纤的辛勤劳动，清代漕运才得以保持畅通。为保护纤夫群体，清廷曾下令将患病短纤送往地方上的普济堂或庵堂、道观救治，待痊愈后回籍，如身亡则葬于当地义冢。然而短纤人数众多，“有时力衰尽，沟壑在路隅”（《纤代赈》）的悲惨情形仍时常可见。

短纤的劳动收入

起初，短纤由粮船运丁自雇，雇价由双方协定，故短纤收入鲜有记载。后来，运河沿线部分兵役及无赖棍徒发展成中介，为运丁包揽短纤并趁机抬高雇价。因此，清廷在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对雇价作了规定：提溜赶帮，每夫每里给制钱一文；打闸，每船用夫一名，给制钱一文。如有兵役等加派短纤、多索雇价者，枷号两月、杖一百（杨锡绂：《漕运则例纂》卷十三）。由此推之，乾隆五年以前短纤拉纤一里或打闸一次的收入应为一文左右。

乾隆五年后，包雇短纤的情况仍未能禁绝，同时又有“催漕员弁，喜作威福，每遇滩坝湾曲之处，概令多加纤夫，稍不遂意，即痛责运丁”情况发生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二四三）。部分短纤借此居奇，动辄索银一二两方肯受雇。为此，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规定短纤听运丁自雇，催漕员弁不得逼令多添，违者听巡漕御史查参。与此同时，清廷还对粮船从江苏仪征等地至淮安的短纤雇价作了规定，与此前相比，短纤雇价略有提高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，清廷又对部分河段雇价作了规定。至嘉庆初年，短纤雇价又有所提高。

清代短纤雇价虽逐步上涨，但短纤的收入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。顺治年间，人夫日挣四十文且不能饱腹（黄冕堂：《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》，第176页）。乾隆五年，短纤每夫每里才给钱一文，“日行尚不过二三十里”（贺长龄：《清经世文编》卷九八），每天所挣仅有二三十文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。乾隆十年、三十年，雇价升到每夫每里一文半至两文，短纤日挣三十至六十文，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，勉强够一天食用之费。嘉庆初年，雇价增至每夫每里五至七文，短纤日挣一二百文。然而此时“生齿日繁，诸物昂贵”，就连天津的虾米也卖到了每斤一百二十五文，短纤日挣一二百文仍属相当微薄。

粮船短纤的大量存在保障了清代运河航运的畅通，推动了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。道光以后漕粮逐步改为海运，沿河短纤生计日拙，其中一些经济特别窘困者被迫铤而走险，沦为匪盗，对沿河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。